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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尼合作: 成果、问题与对策
2018-04-24 10:35:09 来源:中国知网 作者: 【 】 浏览:37次 评论:0
   摘要:印尼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沿线国家,也是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两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随着合作的深入,许多深层问题逐渐浮现,如战略对接欠具体、渠道不畅通,纳土纳问题成海洋合作的主要障碍;征地问题突出,行政审批程序繁复,贪腐问题严重,政府的协调能力有限,中企在印尼面临严峻的用工问题;两国贸易中“通而不畅”现象依然普遍,部分优惠政策难落地,印尼商业证照手续繁复;中企和金融机构在印尼面临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等不利因素;印尼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较低,民众、学界和政府的态度与反应两极化,“中国威胁论”在印尼有一定的市场。如果两国政府和企业不重视和解决上述问题,将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尼的落实与推进。
   关键词:“一带一路”;印尼;中国-印尼关系

   作者简介:潘玥,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印尼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访问学者。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包括印尼总统佐科(Joko Widodo)在内的多国政要与会,取得了丰硕成果。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已实施近四年,亟待反思与调整。印尼是“一带一路”重要的沿线国家,也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和支点,与中国的合作较为全面。印尼以“全球海洋支点”为核心的海洋强国构想,与中国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契合度较高,有利于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及人文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据《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在63个国家中,印尼属于“顺畅型国家”,排名第5。 这说明,相比其他国家,中印尼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方面,总体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然而,随着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加深,许多深层问题逐渐浮现。如果忽视这些问题,将一定程度影响中印尼两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与推进。因此,本文主要基于印尼语文献和实地调研访谈的结果,从政治、经贸和人文三方面简述中印尼两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取得的成果,继而以“五通”为切入点,分析其中的深层问题以及印尼方面的真实态度,最后将从国家和企业层面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进展与成果
   21 世纪以来,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印尼推进后,中印尼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政治、经贸和人文交流等交流与合作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国际与地区事务中一直保持较好的关系。
   (一) 政治:印尼“海洋强国”构想与我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合作成果丰硕,高层互访频繁,高层对话机制完善中印尼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成果丰硕。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尼时提出了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足见中国对印尼的重视。2014 年印尼总统佐科上任后,中印尼两国交流与合作更加紧密。印尼“海洋强国”的宏大愿景,与习近平主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有着较高的契合度,两国在全球海洋支点和建设海上高速公路等合作领域达成共识。中印尼共同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对东南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引领、辐射和示范作用。中国提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后,印尼迅速表达了加入的意愿,并寻求“亚投行”总部落户雅加达。中印尼在地区和多边层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繁荣发展、全面推动南南合作、应对全球性议题方面是重要合作伙伴,应加强战略沟通与协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为推进与落实倡议,两国高层互访频繁。2015年2月,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访问印尼。2015年3月,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佐科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两国共同发表《关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赴印尼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和万隆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两国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2015年7月,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访问印尼。2015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会见佐科总统。2016 年 3 月,印尼副总统卡拉 (Jusuf Kalla) 来华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2016年4月,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卢胡特(Luhut Binsar Panjaitan)访华并与杨洁篪国务委员共同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对话第五次会议。2016年5月,国务委员杨洁篪赴印尼与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达尔敏 (Darmin Nasution) 共同主持中印尼高层经济对话第二次会议。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佐科总统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举行会见。2017年8月21日,中印尼副总理级对话机制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务委员杨洁篪和印尼政治法律安全统筹部长维兰托 (Wiranto) 共同主持。两国建有副总理级对话、高层经济对话、副总理级人文交流三大副总理级合作机制。两国还建有政府间双边合作联委会 (外长牵头)、经贸合作联委会 (商务部长牵头)、防务与安全磋商 (副总长级) 以及航天、农业、科技、国防工业等领域副部级合作机制。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印尼将进一步深化经贸、政治、文化、军事和安全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促进亚洲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二) 经贸:中印尼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雅万高铁项目不断推进

   21世纪以来,中印尼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双边贸易年均增速超过20%,印尼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国家之一。2009年,中国成为印尼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日本;2011年,印尼与中国双边贸易额为491.5亿美元,中国超过新加坡成为印尼第一大进口来源国。  由于在初期中印尼的贸易规模较小,双边贸易中印尼处顺差地位,但随着经贸合作的不断加深,印尼逐渐“转顺为逆”。2008年,印尼首次在两国贸易中出现逆差,随后,逆差额持续扩大,2008年为 36 亿美元,2014 年达 130.18 亿美元,2015 年为 143.65 亿美元。2016年,中印尼贸易总额 457.8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76%,其中对中国出口150.9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85%;自中国进口 306.86 亿美元,同比增长5.0%。中国继续成为印尼非油气产品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分居第二和第三位。按出口额计算,中国为印尼第二大出口国,美国和日本分居第一和第三位。
   “一带一路”项目在印尼推进后,两国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加深。2016年G20峰会期间,印尼总统佐科走访了阿里巴巴并邀请马云担任印尼经济顾问,以助印尼国内800万中小企业于2020年实现电商化。 此外,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IT 行业巨头,Oppo、Vivo 和华为等手机大户也在落户印尼,越来越多中企选择投资印尼。
   经济方面最大的成果当数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以下简称“雅万高铁项目”)。项目伊始,雅万高铁项目就得到了两国的高度重视。2015年10月16日,经过两国的不懈努力,中国企业联合体和印尼国企联合体正式签署雅万高铁项目合作协议。双方组建合资公司 — —印中高铁公司,并由其负责雅万高铁项目的建设与运营。2016年1月22日,雅万高铁项目举行奠基仪式。2016年3月16日,印中高铁公司正式与印尼交通部签署特许经营协议,这标志着全面开工建设雅万高铁获得了重要法律保障。一周后,5 公里先导段正式全面开工。2016 年 7 月,历经重重波
折,雅万高铁项目最终获得了全线建设许可证。2017年4月4日,雅万高铁工程总承包合同在雅加达签署,这标志着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早期重要成果之一的雅万高铁项目,正式进入全面施工的阶段。但征地进度缓慢,截至2017年6月,雅万高铁项目征地进度仅为55%,远低于印中高铁公司 (PT KCIC) 总经理韩格罗 (Hanggoro Budi Wiryawan) 于2016年中和2017年初对外宣称的60%和82.9%。佐科总统正积极从中斡旋,催促各地方政府做好征地动员和宣传工作,着实提高项目征地的效率。
   (三) 人文:两国建立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在文化、教育和旅游等重要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推进中印尼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有利于塑造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减少印尼对“一带一路”倡议及中国的疑虑乃至敌意,从而保障两国间关系的顺畅、健康发展。 因此,中印尼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后,中印尼两国建立人文交流机制,这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建立的首个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2015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访问印尼并主持召开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首次会议。2016年8月,印尼人类发展与文化统筹部长布安(Puan Maharani)来华出席“第 9 届中国-东盟教育周暨第 2 届中国-东盟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并与刘延东副总理共同主持中印尼副总理级人文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此背景下,两国在人文交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成果,表现在文化、教育和旅游等方面。
   中印尼在电影、出版、文艺表演等方面,都开展了官方和民间的交流与合作。2014年11月,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办“2014年中国电影周”活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拉开帷幕,反响热烈。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委托,五洲传播出版社于2014年启动“我们和你们”系列丛书,按照一国一品的概念,讲述中国和周边国家传统和现在的友谊与合作,其中,中文版的《我们和你们: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故事》于2016年3月出版,该书的印尼语版也2017年初顺利出版。
   在教育方面,中国与印尼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高等院校教育合作成为双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主渠道,两国在语言教学、互派留学生、合作办学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4年,印尼来华留学生人数为13,689人,位列来华留学生源国第六位。相比 2005 年,2014 年印尼来华求学人数增加 3 倍。10 年间平均增速为14.08%。 国内现有17个大专院校开设印尼语专业,设立6个印尼研究中心,2016年还成立“中国-印尼高校智库联盟”,2017年“中国-印度尼西亚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成为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基地。
   在旅游方面,中印尼互为对方的游客来源国。中印尼联合开展旅游推介活动,促进旅游便利化,提高能力建设,鼓励扩大对旅游产业的投资。2013年两国签署《中国-印尼旅游合作谅解备忘录》。2014年印尼政府通过邀请成龙作为印尼旅游大使、推广奇妙旅游计划、举办印尼经贸旅游投资推介会等行动吸引中国游客。2015年2月,印尼旅游部推出“郑和旅游线”计划,吸引中国游客。中国赴印尼旅游人数从2014年的95万,跃升为2016年的142.9万。根据印尼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赴印尼旅游的中国游客达142.9万人次,同比增长13.96%,成为印尼第一大旅游客源地。随着中印尼双边关系的不断升温,来印尼旅游的中国游客连年递增,印尼旅游部期望2017年能吸引200万人次中国游客。
                          二、存在的问题
   (一) 政策沟通:战略对接欠具体,佐科总统海洋及外交战略的雄心,纳土纳问题成海洋合作的主要障碍
   中印尼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机制不够完善,渠道不太畅通。两国在海洋合作方面存在“谈得多做得少”的现象,许多协议有待落实。两国领导人在许多会面中取得的共识和口头承诺,相关部门缺乏后续跟进,合作项目的推进效率亟待提高。

   对接过程中的政策沟通略显不足。一是未充分利用现有机制。如自2012年建立中印尼海上合作委员会以来,仅举办过两届会议。中印尼海上合作技术委员会原定每年举行会议,但 2014 年的会议因故未能举办,原定于2015年举行的会议延期举行。 二是参与常规机制和定期沟通的相关部门较少。除了国家海洋局和上述政府级别委员会外,中方其他相关政府部门几乎没有与印尼建立有关海洋合作的常规机制。缺乏充满活力的沟通机制、参与部门有限,使双方海洋战略无法良好对接,海洋合作难以达到彼此的战略预期。施政效率低下主要表现在尚未形成“一带一路”合作的中长期规划、项目推进缓慢、缺乏成果验收的标准。 
   佐科总统高度重视印尼的海洋权益,心怀海洋及外交战略的雄心,因此,纳土纳问题影响双方合作氛围。但是,谈到海洋合作,就无法回避南海问题。虽然印尼声称自己并非南海的主权声张国,但是印尼和中国却因纳土纳海域的专属经济区而屡生冲突。同时,印尼作为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南海问题的协商进程。南海问题上,印尼并非“利益无关方”,中印尼在纳土纳问题上的争议是真实存在的;印尼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也并不中立,对涉及争端的其他东盟国家情感上同情、行动上支持。同时,印尼内部对此问题的立场也并不统一。 渔业纠纷、南海问题等海上争议将使中印尼关系的发展面临压力测试。
   (二) 设施联通:印尼的征地问题突出,行政审批程序繁复,贪腐问题严重,政府的协调能力有限,用工问题突出。
   征地难已成阻碍中企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中企投资时,前期多缺乏全面、细致和科学的可行性研究,往往忽视或低估征地难度。据2015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一路一带”国家基础设施行业专题研究报告》,征地难是制约中国投资印尼基础设施的第二大问题,仅次于行政许可。 报告指出,在印尼《加速和扩大印尼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简称MP3EI) 的实施第一年里,59 个项目进展低于预期,其中 27 个项目因征地问题难以推进,约占总项目的 46%。征地难也体现在中印尼“一带一路”的合作中,最为突出的是雅万高铁,这也是印尼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建厂中的普遍问题。即使各方面证照齐全后,截至2017年2月中旬,雅万高铁项目的加拉璜-普沃加达路段仍面临着征地问题,仅该路段可能还需2亿万印尼盾的征地补偿款。雅万高铁能否如期完工,令人担忧。
  在中央和地方分权制的背景下,行政审批程序显得尤为繁复,各级政府的协同和协调能力非常有限,程序性贪腐问题严重。中企常遇到一种“吊诡”的情况,即项目已由国家层面商定,但具体执行的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拖而不办、办而不畅,消耗了大量的沟通和时间成本,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虽然中央努力提高效率,但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望尘莫及,尤其在批复土地收购许可、矿产开采许可等事务上效率极低。在地方分权制度下,各县间的所有权划界纠纷也增加了投资风险。各部门间缺乏沟通,互相扯皮,行政管理能力低下,政策延续性差。

   中企在投资印尼时面临突出的用工问题。此问题已在印尼引起多次广泛的争议,已出现不少针对中国和佐科的谣言,可能引起社会冲突,严重影响“一带一路”相关项目的推进。印尼的技术工人较少,工作和生活节奏较慢,时间观念淡薄,工作效率低下,导致工程进展缓慢。于是中企雇佣非法的中国劳工,以加快工程进度。然后在劳工部、移民局的搜查中,员工被捕,媒体曝光,印尼全国哗然,中国形象受损。此举又引起印尼社会的不满,认为中国企业没有企业社会责任感,违反合同,未能为当地创造足够的工作机会,侵犯了他们的就业权,使得劳工部不得不一再收紧中国工人的工作签条件。中国式的工作速度与印尼的工作节奏不匹配,印尼缺少熟练的技术工人与中国技术工人难以获得工作签,成为用工问题中的两组重要矛盾。 
   (三) 贸易畅通:“通而不畅”现象依然普遍,部分优惠政策难落地,商业证照手续繁复,印尼的营商环境大打折扣。
   “通而不畅”现象依然普遍,在实际操作中,许多优惠政策在实际操作中不能依规依法执行。如根据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定》和《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 等,中国和印尼逐步削减货物贸易的关税水平。据悉,2010 年年初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和印尼90%以上的进出口产品实现零关税,即中国的货物出口至印尼,如果办理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证 (又称格式E,或Form E),出口货品可获得一定的关税减免优惠。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中国货物出口至印尼,办理了原产地证,并不能每一次都获得关税减免。即使同样的货物,同样的原产地证,遇到不同的海关官员,给出的通关结果都可能不同。 出口商往往因证书受查而无法顺利享受普惠制或自贸区关税优惠,也可能因此货物受阻,产生“仓储费”,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由此,印尼海关缺乏协同和统一,缺乏业务知识的学习与培训,对于此类关税减免证照的认可度较低,主观性强,缺乏对海关官员的监管。

   商业证照手续繁复,印尼一直把简化投资许可作为改善商业环境的重要举措。世界经济论坛的《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印尼政府官僚程序效率低,是继仅次于贪腐之后,制约印尼经济发展的第二大障碍。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 《世界营商报告》 中,印尼排名第91位,在开设企业、办理施工许可、纳税和执行合同等4个关键项目的排名分别是第 151、116、104、166 位。据印尼中央投资统筹机构的数据,2014 年印尼实际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额为 285.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5%,但与2013年是22.4%相比,增速减弱。2016年,流入印尼的直接投资金额仅为 290 亿美元,大部分为金属、机械和电子;化工和制药;造纸和印刷;采矿以及运输等行业。主因是印尼投资许可证申请程序繁杂,至2014年底,共有约330亿美元的投资项目受阻。对此,2015 年印尼政府正式启动全国投资许可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PTST),批准公司成立和核发执照,以协助投资者获得服务救济、财政便利和投资咨询。根据标准操作程序 (SOP),完成整个程序一般需要1,125天。在新体系下,全部程序设计时间缩短80%。
然而,实地调研中不少中企反映,虽然“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的设想很好,但存在许多执行的问题。投资审批程序依然复杂,规章与细则非常繁琐拖沓,部门掣肘多、协同少,行政效率低下,程序性腐败多,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为加快审批速度,不少企业不得不选择中介服务,甚至不得不在证照办理过程中缴纳“加急费”和“好处费”,无形中助长了贪污腐败的歪风邪气,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四) 资金融通:我国企业和金融机构面临成本高、收益低、风险大等不利因素
   印尼的经济基础薄弱,偿还货款和贷款的能力较低,违约的可能性较高,基础设施项目本身存在工期长、成本高、回本周期长的特点,这也增加了我国金融机构在印尼推进项目时的风险,尤其是主要投资基础设施的“亚投行”。另外,印尼政府不对当地银行提供政府担保,一旦印尼商业银行资本流动性降低、不良贷款增多,则极有可能产生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并进一步导致挤兑风险。流动性风险问题突出。由于对外资的高度依赖,印尼的流动性很容易受到国际流动性的变化而波动。当前,全球流动性趋紧,印尼通过干预来维护外汇稳定,维护投资者信心。印尼政府通过货币贬值来提振国内出口,刺激国内经济,因此,印尼盾贬值的风险相对而言较为明显。

   汇率风险也值得重视。目前,中国企业在印尼开展项目合作时,合同价款通常由美元和部分的印尼盾构成,由于印尼盾的不稳定,使中国企业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一方面,由于长期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贸易顺差大带来的升值压力等原因,人民币自2005年汇率改革以来,总体处于升值的过程中。另一方面,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近年来印尼盾不断贬值。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印尼盾贬值 200%。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萧条,使得印尼盾再次大幅贬值。2015年7月的通胀率也高达7.6%。而印尼盾对美元汇率却不断下跌,在实际的兑换中,从 2015 年 11 月的 1:13400,跌至 2016 年 1 月的 1:14000,跌幅达4.29%。2017年8月,印尼盾对美元汇率有所回升,逐步回到2015年11月的水平,即1:13300。
   (五) 民心相通:印尼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较低,各界的态度与反应两极化,“中国威胁论”或“新殖民主义”在印尼有一定的市场
   总体而言,印尼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和认知程度较低,突出表现在印尼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报道上。2017年初,中宣部委托道琼斯旗下 Factiva 全球新闻及公司数据库,对“一带一路”沿线十几个国家的新闻报道进行关键词抓取,从中分析各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所抓取和筛选的印尼语新闻约 56 条,而俄语新闻为 900 多条,阿拉伯语新闻为500多条。当然,不止一个国家使用俄语或阿拉伯语报道新闻,但相比之下,印尼语新闻绝对值较少。这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相比起俄语和阿语的国家,印尼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关注总体较少;第二,由于是使用“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路经济”等关键词进行抓取,很有可能并不是印尼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不关注,而是他们并不能准确或相对完整地写出这几个名词,这说明印尼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认知不足,也反映了我国相关部门在此方面的对外宣传力度不足,方式和渠道有待丰富和优化。
   印尼各界的态度和反应出现两极分化,政府层面以支持和欢迎的态度为主,执政联盟对“一带一路”倡议愿积极合作;但部分军方和反对联盟成员(如专业集团党等)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的意图存在较大的疑虑。加上纳土纳问题,“中国威胁论”在印尼社会有一定的市场,激进的伊斯兰报刊把中国对印尼的投资行为,称为“新殖民主义”(PenjajahanBaru) 或“中国式经济霸权”。 华人群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较高,较为支持;而印尼学界普遍持谨慎、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学界成为反对声音的主要来源之一,相当一部分学者和研究员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定位和内涵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读和偏见。
   “中国威胁论”或“新殖民主义”在印尼社会有一定的市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印尼两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但密切的交往,尤其是经贸往来并未提升部分印尼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反而带来负面的“外溢”效果。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阵线 (HTI) 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 (FPI) 等,借在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大肆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或“新殖民主义”,在印尼市民中有一定的受众。BBC国际台 (BBC orld Service) 委托国际民调公司环球扫描 (GlobeScan/PPC) 在2016年底至2017年初对全球19个国家的18,000余名受访者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印尼对中国的负面评价从2014年的28%,激增至2017年的50%;而正面评价则从52%骤减至28%。这也是自2005年以来,印尼对中国的负面评价首次超过正面评价。 
                          三、对策与建议
   (一) 国家层面
   1. 两国应加强沟通交流和顶层设计,明确合作舒适度原则,协商解决纳土纳问题
两国应继续积极推动高层互访与交流,形成良性互动。中国积极邀请印尼领导人参加中国主办的各种活动,进一步夯实政治共识,加强顶层设计。在亚投行的运作、丝路基金的建立、人民币的国际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方面都是中国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举措。继续推动中印尼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中印尼副总理级对话机制和中印尼高层经济对话,加强政治互信、经贸投资和人文交流。两国应加快商议并签订《关于落实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行动计划》,细化两国各领域合作的路线图。两国已签订的双边与多边协议也要稳步推进,加强海上合作、中国-东盟海上合作,要确保“一带一路”与东盟共同体整体规划相契合、相补充。
   中印尼各个部门、机构和智库等应加强真诚而深入的沟通。一方面,中国要全面介绍“一带一路”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背景、定位、内涵和行动计划,印尼要进一步明确提出其核心关切,两国就此积极沟通,消除疑虑,营造政治互信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中国和印尼要主动设计和细化具体合作意向和实际行动,在照顾双方需求和舒适度的基础上,制定细化、具有可操作性的执行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将两国共识落到实处。同时,在整体的战略与政策沟通层面,两国应注意合作舒适度原则,在合作进程中,注意合作的速度以及出现问题后的应对,尊重印尼的核心关切,着力化解印尼方面的顾虑与猜疑。在处理纳土纳海域专属经济区重叠的问题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佐科以经济发展为重点的目标并行不悖,这将避免纳土纳问题扩大化,有利于两国解决纳土纳问题。佐科政府认为,印尼更重视本国的商业利益、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未来的基础设施援助项目。
   印尼官方把纳土纳群岛事件定位为渔业问题,称之为经济上的“海上资源之争”,而非政治上的“领土主权纠纷”,旨在淡化事件的政治意味。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介入,通过中印尼两国的交涉与协商,更有可能解决纳土纳问题。处于两国关系“蜜月期”的两国都倾向于采取和平的方式去协商与解决问题,付诸武力的可能性极低,极有可能控制在“斗而不破”的范围内。然而,美日澳等外部势力的介入,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将一定程度上影响解决上述问题的进程,进而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中国应重视对外宣传工作,理清基本概念,消除疑虑与猜忌中印尼要想集中力量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与合作,实现中印尼两国的繁荣共建,还需消除印尼各界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和偏见,尤其是政府和智库层面。消除疑虑的重要途径就是文化、教育与宣传部门应注重在印尼民众中树立真实积极的中国形象,尤其应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原住民群体为主要对象。

   另一重要途径就是媒体。首先,中国媒体应改变原有充满“战略化”的话语体系。学者郑永年认为,国内有些研究和话语经常把经济活动战略化,用战略甚至是军事战略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对外经贸策略,用“西南战略大通道”“桥头堡”“西进”等概念,给地方政府或者企业的贸易投资行为人为添上战略色彩。如东盟国家对“桥头堡”也很警觉,认为这个概念包含过多的军事因素。 
   另外,中国官方媒体应与印尼当地的媒体保持良好的沟通关系。只有民心所向,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和认可,“一带一路”倡议方可顺利推进,疑虑方可有所消减。另一方面,沟通是相互的,中国媒体也要在国内做好这项工作。中国媒体普遍习惯从《雅加达时报》(Jakarta Post)、路透社、法国新闻社等外媒采编国外新闻,这些新闻来源以英语为主,并不能如实反映情况。中方媒体有必要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在印尼设立相应的新闻媒体站、开设社交媒体平台,与外交部设立联动机制,及时辟谣,努力打破“先传谣再辟谣”的传统新闻模式。中国媒体应加强媒体建设,应尝试引入熟练掌握印尼语的采编人员,采访国内知名的印尼专家学者,减少直接转引西方媒体的报道。加大与印尼智库高校间的机制化联系,通过建立联合研究交流计划和“一带一路”研究基金等形式引导双方学者加强在共同议题上的研究,从而为本国的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3. 希望印尼能着力解决国内的深层问题,如中央与地方的协同性问题、政策法律的连续性问题、贪腐问题、劳动立法和执法的问题、征地问题等
   对于印尼内部的政治、法律和制度性问题,建议印尼应提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同能力,加强各政府部门间的沟通与配合,简化投资审批程序,着力于打击贪污腐败问题,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也应看到,腐败问题并不能在朝夕解决,打击贪腐问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政府在严厉打击贪污、官商勾结行为的同时,还应出台一些积极的措施,鼓励官员主动施政,提高政府的效能,让反贪与经济发展、政府效能走上良性协调的发展轨道。
    另外,征地问题已成制约印尼吸引外资的巨大障碍,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土地法律和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明确土地权属问题 (尤其是共有地),制定高效公平的征地流程,有利于加快印尼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大幅推动经济的发展。当地劳动部门既要加强对中国工人工作签的审批工作,打击持旅游签、商务签务工或无证务工等非法行为,另一方面,建议与当地高校和企业合作,培训和培养大量印尼技术工人,以改善现有的用工问题。
   (二) 企业层面
   1. 中国企业应从观念上建立起对印尼投资环境的正确认识,多做长远布局
   中企在投资印尼前,应建立评估、投保、退出、本土化和多元化机制,做好风险预警、防范和化解的评估和细化工作,根据印尼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投资策略,避免一哄而上和主观臆测,规避风险,提高投资回报率。中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已有一定规模,各类协会商会林立,应尽可能利用现有的资源。若做好长远规划,真正融入印尼,将会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
   另外,还要树立本地化经营的观念。不少中国企业抱着投机的心态来到印尼,没有本地化经营的理念,经营过程仍然以中国为主,比如某些产品销往印尼后出现质量问题,客户还要从中国的生产企业获得售后服务,这样的做法大大增加在印尼投资的失败率。中资企业应该充分利用印尼本地资源,将企业文化、人力资源、产品、品牌等一系列环节在印尼实现本
地化,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2. 中企应有一定的资金实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这是投资印尼项目不可或缺的条件
   印尼市场上,中国投资多集中在能源矿业类和基建设施类项目。这两类项目都具有项目周期较长、证照手续繁多的特点,尤其矿产资源项目在印尼新矿业法出台后,要求原矿必须在本地建厂,经过加工后方可出口。既然是长久战,又得逐级获批,在印尼这样一个贪腐严重的社会,资金成本和风险性不言而喻。同时,也应该看到印尼政府高度重视并着力打击贪腐问题,民主政治也不断完善。因此,长远来看,贪腐问题必将得到显著的改善。但短期来看,贪腐现象普遍,中方企业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时,“小费”、“好处费”、“介绍费”等非常规费用,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降低了办事效率。因此,企业在与地方官员接触时,要更加谨慎,遇到索要贿赂的情况,应保留证据,必要时考虑向商会、上级主管部门、肃贪委员会和财务稽查局 (BPK) 揭发举报。另外,应降低存款损失的风险,中企在印尼开展项目时,应尽量将存款存于中国银行或工商银行的印尼支行。在当地银行存放的资金,应保留小额,以供日常支付使用。
   对于原产地证等东盟退证查询问题,企业在积极利用原产地证书、享受关税减免优惠时,应关注以下几点:一是对出口印尼的货物,清关发票应与证书的出口商保持一致;二是对出口印尼的货物,各商业单据和证书上的商品名称描述应做到一致;三是经香港、澳门转运的货物,无论提单是否显示,应尽早在当地有关部门办理“未再加工证明”加签事宜;四是对于货物通关时发生的证书受质疑等问题,建议企业积极联系检验检疫原产地业务部门寻求帮助及时解决。 
   3. 中国企业应重视合法用工问题,需要完善本身的人力资源结构,包括中方和印尼方员工

   在中企对外投资时,既要按照协议,为当地创造一定比例的就业机会,对于准备在印尼长期投资发展的中国企业来说,应注重包括印尼员工在内的人力资源培训,为企业发展储备人才。同时,对于中国员工,应办理好真实有效的工作签证,并做好基础的海外培训工作,包括基本的语言培训和对象国国情介绍,尤其是印尼当地的宗教信仰问题。中方企业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际执行者,中国员工是中国国际形象的外在表现,也是中国文明和礼仪的使者。力求中国员工在海外参与工程项目时,掌握基本的交流沟通技能,尊重印尼民众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风俗习惯。
   另外,应与地方政府的劳动部门合作,与所雇佣的本地员工签订正式有效的劳动合同,规定好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对本地员工进行职业技能和岗前培训。如果任何一方出现违约行为,都将按劳动合同行事,合理合法地保护中企和当地员工的合法权益。















责任编辑:Li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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